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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人听了都戏谑地笑了起来。一旁还有人不知死地附和，说自家小保姆也这样。
陈晨“嗖”地一下就站了起来朝外边走。
乔尼正顾着去擦鞋上的水渍呢，赶紧抬头叫住他：“喂！不是你攒的局吗，突然去哪？”
陈晨觉得胸口满溢了郁闷，让他自觉再不干点什么就要爆炸了：“叫她跑得那么开心，我反正不能让她如愿！”
韩梅的飞机到达山城，已是下半夜了。
她哈欠连天地取了托运的行李，刚打开手机，陈晨的短信就一窝蜂地涌进来。
韩梅有点发怔，呆呆地盯了一会，摇头笑了一下，又将翻盖合上了。
她坐了最后一班机场大巴，在天色微明中换上回家的公交。
该回暖的天，却遭遇倒春寒，冷风从哐当发抖的车窗缝里漏进来，像是嗒嗒的木鱼声。
韩梅呵了呵手，欣赏窗外一闪而过的街景。
终于下了车，她站在马路牙子上俯视清晨的渝中区。
此时乳白色的雾气还没散尽，在阳光的驱赶不紧不慢地退潮，现出山脚下重迭拥挤的楼群。
她被一阵轻微的密集恐惧症攫住。
记忆中，以往每次放学回家，她都得经历一遍这样的心悸。
她低下头，深深吸了口气，紧了紧手中的行李包，沿着长长的十八梯，朝家的方向走。
青石路，灰瓦房，每一个往下的脚步，都是沉重的回归。
街坊邻里的吵骂声，烤串的辣油香，棒棒们上下穿梭的身影，蒸腾起一片浓浓的市井气息，成为渗进她皮肤中的，一辈子难以洗掉的气味。
这儿是山城有名的贫民区。
韩梅的父母都是上山下乡年代长起来的，一个才小学毕业，一个读到了中学。
在那个无产阶级最光荣的时代，二人靠着家里有兄姐去了农村上山下乡，才拿到了招工证，被分配到了同一家国有棉纱厂学师。
二人通过工作认识，互有好感，很自然的结了婚，并在婚后第二年有了韩梅。
那时候的工厂里大家不讲绩效，每月领的是死工资，住的是大宿舍，晚上下了班偷偷干点私活，每个月加起来一百来块钱，三人的一个小家，生活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
对韩梅爸妈这种知足的人来讲，这样已经是能想象到的最美满的日子了。
他们秉承着女儿贵养的宗旨，让读幼儿园的小韩梅每天骑在爸爸的脖子上，一边唆着天友牌的酸奶，边看看这山城的风光。
可惜好景不长，国企改革的春风，没有为韩梅家带来与gdp同步的财富。当别人住进了新建的楼房，他们一家三口却随着下岗大潮，被冲到了房管局分派的一个20平米的小房子里。
双亲被迫下海，从亲戚家东拼西凑，借来了点钱，在小商品市场弄了个小地摊，卖点小衣服饰品啥的。父母省吃俭用，生活上倒也不委屈了韩梅。
小孩子也不懂贫富，从没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多少。直到有一次，她得了腮腺炎，快一个月没去上课，小学老师疼爱她这个优等生，特意买了炼乳来家访。
班主任在外摁门铃喊开门，她正要起身开门，陪着她做题的妈妈明明听见了，却捂住了她的嘴，不许她应门。
小韩梅这才知道，妈妈怕让人看见他们家住这样的地方！
原来自己家这样的，就叫穷。
原来贫穷，是羞耻的。
她自此不敢带同学来家玩了，学校里要填表格，她一写好住址栏就马上掩住。
她的整个青春期，都笼罩在这种因贫穷产生的自卑中，而考个好大学找份好工作则是她被灌输的能改变命运的唯一救赎。
可笑的是，读完了这么多书，她回的还是这个地方。
她看着路的两旁脏兮兮的平房，墙上油漆剥落，摇摇欲坠，一律已不见原来的颜色，让人想起随意迭起的蜂窝煤。
整个城市在大兴土木，只有这里，十年如一日。活水沉沙，人来人去，留在这的依旧是社会的最底层。
幸亏生活再怎么艰难，她始终被父母的关怀护卫着。
在这个大学门口比车展的时代，她心生旁骛地学习工作，老实巴交地为在异乡赚来一席之地而努力。
她循着回忆的路线走去，直到路边一个消瘦的背影，让她顿住了脚步。
那人背向韩梅，寒风里，端了小板凳在房子门前择豆芽菜。她发髻半百，身上套了件花棉背心。
衣服花式剪裁都是奶奶代的款式，洗得多了，面子发黄，里子发硬，像快铁板一样，挡不住一点风。
韩梅心头兀地一酸，喊了一声：“妈！”
高玉兰转身抬头，看见突然出现的闺女，给吓了一跳，手腕抬了抬老花镜腿，嘴张开老大，连牙龈都能看见：“莫头莫脑地，你回来干啥子哟？”
韩梅吸了吸鼻子，蹲下身帮她